推薦:《亞馬遜的綠色靈魂》

探訪綠色河道邊的祖先城市:亞馬遜的綠色靈魂

在緩慢蜿蜒河道上的小舟,一位中年男子輕柔地整理釣竿,之後讓魚線緩緩地墜入河中,口裡哼著沒有歌詞,拾音而上的曲調。綠色河水波光粼粼,像午睡般慵懶:下個鏡頭,男子索性躺臥在小船上,順著河水漂流而下,時間之河帶著他,在土地上漂流而無定所。

這是《亞馬遜的綠色靈魂》這部影片的開頭片段,充滿詩意,但也讓人帶著疑惑:在亞馬遜裡的人以此營生嗎?他們和外在世界的關係如何?他們的生活與祖先的連結為何?人造的船,自然環境,還有各種生物陪伴與共生的世界,與傳統薩滿活動使用的死藤水,在綠色靈魂的亞馬遜裡生生不息,時而漂流時而固定地思考與天地的關係。

把鏡頭放遠,其實Yakuruna的地景已經和一百年前不同了。河道旁邊的緩坡上,橡膠與經濟作物種植的圈地痕跡,明顯地改變亞馬遜裡的生命。十九世紀末殖民時期下層階級的衣著,來自歐洲的駝獸,還有零星樹立已經不成林園的橡膠樹木,成為時間曾經停留在這裡的證據。Yakuruna的人們挖掘散落種植於經濟作物香蕉園區周邊的木薯,採集祖先喜愛的甲蟲為食,收集殖民時期零星留下的棉花做衣服,歐洲的雞和原生的豬都在高腳房屋的腳下生活。看似雞犬相聞,現在的生活場景已經與歌謠裡面的祖先世界距離甚遠;然而仍然在生活當中可以連結的各種畫面,是泡製衣料染劑的技術與顏色,還有帶著獵槍模仿鳥類叫聲的小型狩獵,以及父子倆在河邊抓魚搭配香蕉食用的自在生活。在自然所開展整片混屯厚重的地景當中,人們以殖民時期以來的各種技術,區分出各種不同頻率的生活樣貌,在記憶深處洇游。因為與祖先的距離仍然不遠,食物的多樣性和與環境的共生,仍然可以在Yakuruna的生命中清晰看見。

如果和環境保育或生態多樣性的亞瑪遜流域紀錄片(例如「亞蘇尼人」)相較,《亞馬遜的綠色靈魂》這部紀錄片並不在於讓觀眾感受亞馬遜地區各式各樣生物多樣性的豐富與環繞,但卻在影片的不同地方,透露出作為資本主義前線的這塊區域,無所不在的經濟作物和資本體制,如何改變三個亞馬遜中心區的靜謐村落。在Yakuruna的傳說裡,祖先的城市建造在河水面下,現世的人類活動,不過都是祖先生活的「鏡像」而已。因此,《亞馬遜的綠色靈魂》影片,反而透過不斷凝視河水,不斷接近河道流動的生命活動,來尋找祖先城市的可能和距離。而綠色的河面就像一張電影螢幕,讓觀眾與影片中的住民一起,在亞馬遜的雨林之心裡面,觀看紀錄影像所呈現出來的靜謐力量。

《亞馬遜的綠色靈魂》這部影片在2017年拍攝,由兩位秘魯籍的兄弟檔導演製作完成。曾經參與第六十七屆柏林影展,以及紐約現代美術館的Doc Fortnight等紀錄片策展,並且在2017泰國國際影展和義大利的慢食紀錄片影展中,拿下最佳影片。Alvaro和Diego兩位導演成立了HDPERU紀錄片工作室,這部影片是他們的第一部紀錄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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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一個「叛徒」的死前歲月》與《在惴惴不安中面對》

在衝突頻繁的地域從事紀錄工作,穿梭於涇渭分明的仇恨中,如何既忠實呈現其高度政治化的面貌、卻不落入二元觀點的陳腔濫調,始終是說故事者的一大挑戰。自1940年代起算,衝突已70多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吸引了無數帶有問題意識的紀錄者,也使許多有心挑戰傳統論述的人們受傷離去。「兩面不討好」「裡外不是人」是許多記者朋友私下透露的心聲,我亦曾覺得,《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作者、前BBC記者利皮卡・佩拉漢(Lipika Pelham)引述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所言「耶路撒冷是位性愛成癮的老嫗,不斷壓榨一位又一位情人,至死方休,而後一個哈欠便將對方從自己身上抖落」,很適合描繪這塊令我魂牽夢縈、心情複雜的土地。佩拉漢最後也離開了以巴。

在第十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看見主權:到底是誰的土地?」單元中,兩部拍攝於這塊土地的紀錄片,故事都圍繞著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境內的以色列屯墾區(settlement)進行,但都在記錄與介入之間,選擇了令人坐立難安的方式,挑戰真相與想像的界線。

以色列屯墾區的歷史或許可追溯至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然而其於人權關注者眼中萬劫不復的負面形象,與40年代以來以色列佔領土地、導致許多流離失所淪為難民──侵略者形象的聯想──脫不了關係。一群無家者獲得家園、導致另一群人淪為無家者的悲歌,早已將以色列國度的存在性蒙上名不正言不順的陰影。而70多年來,無論民情、輿論風向與人們對領土的想像如何變異,以色列隔離牆的建立、佔領區的擴張,加上近年來其軍事屯墾區與私人佔領區(outpost)數量的大肆成長,既是令一國方案(one-state solution)支持者百口莫辯、反映鯨吞蠶食的暴力跡證,也是令眾多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支持者心碎為時已晚的尷尬難題。

在此一邊界模糊、國族認同模糊、身分模糊、情緒模糊的地帶中,所謂家園究竟是否名不正言不順的陰影,也隨著屯墾區的擴張而擴大。這兩部由以色列裔導演執導的紀錄片,用不同的方式,揭開令過去(或許未來亦然)世世代代困惑的家園想像,挖掘政治對立下人與人之間(或各自)壓抑的懸念,也刺激了(自認)懷抱立場的我們。

《一個「叛徒」的死前歲月(Around the Bed of a Dying Collaborator)》故事幾乎就發生在一棟四方屋裡,沒有離開、也離不開。孱弱的巴勒斯坦父親烏納斯不住地表達自己毀了一個家的遺憾。在人生倒數的最終日夜,病榻旁的20架攝影機是他觀察陌生世界的窗──充滿石塊、槍、子彈與綁架的世界,而他懷疑或許是自己親手打造了這樣的世界,才葬送兒子們的成長與未來。然而,即使傷痕累累、遭受性命威脅,兒子們依然選擇留在充滿記憶的家園。

「這房子的味道在我心頭揮之不去……讓他們殺了我,我不會離開的。」

「你是怎麼回事?我沒辦法再照顧你了。」

倒敘憾恨的形成,故事的切入卻是陡峭的視角。當畫面走出房舍,我們聽見希伯來文男聲,描繪著猶太民族政治正確用語裡稱之為朱迪亞—撒馬利亞(Judea and Samaria)、當今普遍被稱為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土地。土地一年一年、一塊一塊被誘騙買賣,有錢你就能買到坐擁死海絕佳風光的房舍──但有比美麗風景更重要的企圖,掮客不會說;甚至,有能力的掮客可讓賣者錯信買者是自己人。

諷刺的是,兒子為撒手人寰的父親預約墓園,最後一刻也恐懼得決定偽造爸爸的名字,讓賣者誤以為逝者另有其人。

家、國、政治的糾葛裡,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的共謀不被原諒,並不難理解。然而,相較於惡有惡報的敘事線,烏納斯臨終前緩緩道出的一段悔恨,令人極度心疼,因為若無買賣土地之汙點,那樣的悔恨便不必存在。而關於此生認識誰、與誰相遇、與誰交好或交惡,或許,許多人在有能力選擇前,命運或環境就已為其決定。兒子們選擇不怪罪父親,忽略邪惡的平庸性,但他們能理解父親童年來不及學習的仇恨,竟成為無顏面對後生的理由嗎?

「我在哪裡?我站哪一邊?那是沒有人想談論的黑暗秘密,如影隨形。」父親離世,鏡頭終於走出老家,起風的山坡卻好似令人透不過氣。憾恨如鬼魅般如影隨形,明明其起源是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造就的卻仍然是無數抬不起頭、必須背負歷史共業的家族及未來世代。

鏡頭前的我,也渴望知道烏納斯所言哪些為真、未露面的口述者是誰、希伯來男聲描繪的歷史時代有哪些與父親從事土地買賣的歲月重疊。「對你我來說是沒有所謂佔領(occupation)的。」烏納斯──身為一位巴勒斯坦人──這句話,在今天聽來,幾乎十分超現實。片尾,壯年時的他甚至在電視機裡慷慨激昂地呼籲巴勒斯坦民眾勿騷擾他的家庭,否則以色列人會來保護他……

相較於烏納斯故事中敘事者線路的隱晦,《在惴惴不安中面對(Unsettling)》導演艾芮絲.札琪(Iris Zaki)則直接以紀錄片做為一種行動,進入西岸屯墾區提哥雅(Tekoa),朝一桌兩椅架設攝影機,擾動了居民也邀請了居民。由於她毫不掩飾自己的左派立場,短短一個月的互動經驗中產生正負面情緒,而故事就發生在札琪的居所、這一桌兩椅,及附近巴勒斯坦人穿梭的檢查哨間。

以色列的屯墾區大多居高臨下,擁有良好視野。當中有些看得到早期人們以集體公社(Kibbutz)構築夢想家園藍圖的影子:自耕自種、清晨瑜珈……片頭的「免費擁抱(Free Hugs)」及提哥雅的喜樂街(Joy Street)、好客街(Hospitality Street)便可嗅見那股氣息──不談論政治,屯墾區也許是很浪漫的地方。我在以色列沙發衝浪(couchsurfing)時有次住進屯墾區,沙發主首先和朋友及我驕傲分享的就是夜景。

然而美妙環境的背後,是土地掠奪的不正義。有趣的是,由於鏡位轉換在札琪與受訪者之間,我們得以看見她面對不同人物、不同對話時的神情與姿態。有時她眼裡發光,有時她顯得無力。札琪立場的鮮明,使得受訪者的搖擺恍如自相矛盾的喃喃自語。

或許確實,仍有許多以色列人在夢境中囈語,而他們確實曾有過美麗夢境。我想起也曾參與過國際民族誌影展的以色列導演暨藝術家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在《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上映、遭以色列教育部於各級學校禁演後,花費約3年展開另一場更私密的探索──30年代起為錫安主義當局擔任攝影師的外公伊弗拉恩(Ephraim Erde)。她與劇組攝影師、錄音師駕著一輛大篷車公路旅行,將紀錄片融合行為藝術,完成《尋找錫安(Looking For Zion)》

這趟公路旅程中,她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各角落尋找牆面,投影外公鏡頭下的畫面;今日的地景遂成為昨日黑白影像的巨大載體,觸發了許多對話。劇中有一幕,塔瑪拉在以色列與加薩口岸艾雷茲(Erez)旁,將照片投向覆滿鐵絲網的水泥牆面,服役中的年輕以色列國防軍士兵站在一旁好奇觀看。

旅程後的想法?去年在巴黎訪談厄爾德,探問了她的心情,她是這麼說的:

「即使明白影像已經是過去式,且終究無法呈現事實的全貌,但那依然捕捉了很多東西。

我很難過,我們所處的今日,距離外公那時想像的、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樣貌,很遙遠。」

 

廖芸婕 跨國自由記者

「巴勒斯坦之和平與武裝抗爭」攝影系列入圍 2018 年卓越新聞獎。自由工作者,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跨國作品散見國內外媒體,曾獲新聞、設計及影展獎項。著《遙遠人聲》、《我們掙扎,築起家園》、《獨行在邊境》等。2017及2018年之間,往返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西岸地區,在兩地蹲點數月。2019年與藝術家洪瑋翎、朱筱琪合作表演式講座《界・現?穿梭在以巴衝突與餐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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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艾諾特的方舟》

真的不是此次影展的刻意選片,畢竟片單大致底定的時候,那時候誰會知道香港會發生反送中運動,也沒有人知道亞馬遜森林的大火新聞蔓延全球,所以也不會有人能夠預測到台灣會與吉里巴斯斷交,而就這麼剛好,選中了一片吉里巴斯的片子。

其中片名的「艾諾特」指的是吉里巴斯前總理湯安諾(Anote Tong),而方舟的意思,是只片中在討論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吉里巴斯現在所面對土地流失的困境時,所提出的科技狂想,是與日本開發的海底國家,只需蓋兩座便可容納整個吉里巴斯人口,當然這樣的狂想在實行上以及國家預算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可以看到湯安諾不斷到國際場合中倡議關於氣候變遷的議題,他或許早已經預示到國土即將消逝吧,畢竟在科學上的共識,吉里巴斯極大可能在這個世紀將被淹沒。

不過這部片並非湯安諾個人傳記紀錄片,雖然很大的程度都有在鋪陳湯安諾是一個勤政愛民,不會因為自己是總統就跟人民有著菁英的距離,他同樣在傳統家屋和涼台上身著輕便衣物與人輕鬆交談,或者親自下海抓魚等等,但我不能否認這樣的形象是否有刻意為之,但至少在氣候變遷的議題裡,可以看到他不斷走訪國家去溫柔疾呼各國應該重視氣候變遷的問題,在他卸任前,也有造訪過台灣,上過媒體專訪,一樣是呼告著吉里巴斯所面臨的問題,甚至公開表示過與台灣是好盟友的言論,不過這些都在換了親中的反對黨上任總統之後,便風雲變色了,雖然我在政治外交這一塊非常外行,不過事實是,反對黨上任後,有關於湯安諾所做的有關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都被取消了。

當然這部片若只有這樣便不足以被推薦,其中另一半篇幅是跟著同樣深受澇災影響的吉里巴斯島民的視野,看看作為「氣候難民」是如何在現在的時局裡生存,所謂「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是指因受到氣候變遷影響,造成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事件、乾旱或水資源缺乏等原因,導致人類居住環境變化,被迫須立刻或即將離開居住地的人,紐西蘭雖然每年通過太平洋島嶼申請類別居留政策,提供了一些工作許可證的名額,但是這種治標不治本的作法,無助於吉里巴斯整體利益,更不用說來到異地的吉里巴斯島民們所會面臨的更多問題,不管是來自工作上的偏見還是社會地位上的歧視,且雖然紐西蘭給予的資源可能性遠遠超國待在吉里巴斯,但是跟家鄉的連結豈可能說斷就斷。

這在湯安諾和吉里巴斯島民的篇幅中都有提到,即便總統能夠在斐濟買下一座足以容納所有人口的島嶼居住,但是吉里巴斯島民與這塊土地、這塊海域的情感連結卻無法複製到別座島上去,這樣的文化道德上的兩難不斷地衝擊著觀眾。

或許我們可以去思考,這些大國所造成的果,何以是讓這些大洋洲地島國去承受而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呢?吉里巴斯雖然已經與我國斷交,台灣社會輿論也傾向對於這個他們不熟悉的島國有著難以理解的責備,但這個國家的命運或許從被殖民開始,就一直不是島上的島民們能夠決定的,而面臨著相同困境的我們,就為什麼拿不出同理呢?更何況我們理應也該是個海洋國家,我們看著海,究竟覺得是阻礙,還是一條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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