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二十歲的夏天

邱韻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這部紀錄片是有關三個一同長大的藏族年輕人,在二十歲這年各自追求夢與理想的故事。孕育他們成長的是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的阿須草原,這兒地表坦蕩,山巒環繞,著名的雅礱江穿流而過,是藏族史詩英雄格薩爾王的誕生地。他們的青春與夢想,因有家人、朋友與這片草原豐富的文化養份支撐而更增加了動人的厚度

影片一開始,出現一張張攝於1999年的黑白照片,映入眼簾的是一群天真無邪在阿須草原上奔跑嬉戲的孩子,鏡頭一轉,已是十年之後,三位長大了的主角在藏曆新年時相聚在一起,笑憶兒時並分享著各自對未來的期盼。

就像許多偏遠地區的年輕人必須離開家鄉追尋夢想一般,覺安,其中唯一的女孩,是康定縣藏文學校裡藏醫班的學生,實習期間回到老家擔任藏文代課老師,即將畢業的她面臨要留在草原上教書,還是繼續進修投考藏醫的抉擇。在慎重的家庭會議之後,覺安再度離開家鄉來到縣城,一邊在藏醫院實習,一邊準備競爭激烈的藏醫考試。

相較於覺安的勤奮不懈,同樣外出學習的多吉,所學雖然是相當傳統有著許多嚴謹規定的唐卡畫,然而他年輕不定的心卻始終無法專注在畫紙內。在老家的父母特地為他蓋了底層設計為商舖的新房,希望日後此地發展旅遊時,會畫畫的兒子能夠以此謀生,然而每當導演問及多吉對學習或未來的規劃時,他總笑著閃爍其詞,卻還不忘對著鏡頭擺酷或大方展示自己一張張耍帥的照片。

至於身著紅色僧服有著清澈眼神的嘎瑪,則是片中最吸睛的角色。不像另兩位往返於都市和家鄉之間追夢的主角,在當地岔岔寺佛學院就讀的他,與這塊土地與文化的連結最深,尤其是在蓮花生大師法會的跳神活動中,經過層層篩選,戴著面具擔任其中最重要的角色的他,成了片中最精緻的文化象徵。

也許是導演刻意的挑選,三位主角所選擇的未來都與西藏的傳統文化相關,尤其是留在家鄉的嘎瑪。然而留在家鄉並不表示就與外在大世界隔絕,無論是脫下僧袍換上運動服在草原上踢足球、和同伴擠在一起目瞪口呆看著螢幕裡麥克傑克遜逝世的消息,或是在課堂上圍著老師手上的地球儀回答最想去的國家,這些片段都在在提醒觀者,再傳統的文化都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時空,尤其是在今日資訊如此無遠弗屆的世界裡。

除了描繪三個年輕人跨越二十這人生中關鍵的一年之外,阿須草原的自然與文化地景也是這部紀錄片吸引人之處,尤其是勁風吹拂之時,風馬旗一片片一串串在藍空、雪山及明湖的背景中漫天飛舞,彷彿是將三位主角年輕的願望藉著這些色彩鮮艷、溝通世俗與靈界的媒介傳達給上天。

影片的開始和結束都落在藏曆新年──這個極具文化意涵的特殊時空。在片末的寺廟法會上,嘎瑪為眾生誦經,在外為夢想打拼的覺安和多吉則回到老家來祈福。無論夢想在近處或在遠方,從來都不只是個人的事,每個年輕人的身上都承載著文化的因子,而文化透過他們穿越時空代代相傳也代代演變。

推薦:神秘的莎瑪

SAMA-Muslim Mystic Music in India

陳俊斌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片導演夏奇雅‧可漢透過鏡頭帶領觀眾環遊印度,探索各地伊斯蘭蘇菲派「Sama」的實踐,揭示蘇菲派穆斯林如何藉由音樂行為跨越宗教的界線。影片在印度東部的包爾(Baul)音樂節中蘇菲派穆斯林和外氏那瓦派(Vaishnava)印度教徒的表演及談話中結束,並透過音樂節參加者的受訪談話,傳達了本片最重要的一個意念人道和愛超乎宗教的分隔。

在將近一個小時的影片中,導演帶領觀眾環繞印度邊境,以順時針方向進行一趟宗教之旅。旅途始於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接著到達西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西北部的拉加斯坦邦(Rajastan)、東北部的阿薩姆邦(Assam)、北部的查謨和克什米爾(Jammu and Kashmir),最後在東部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結束旅程。透過字幕,影片簡述伊斯蘭蘇菲派傳入印度的歷史,最先始於第七世紀,伊斯蘭教藉由通商進入印度,而後在13世紀中葉,印度提供中東蘇菲派穆斯林逃避蒙古人屠殺的避難所,離散的穆斯林此後在印度定居並開枝散葉。基於不同理由,印度人接受了伊斯蘭教,例如為了免於印度教種性制度的束縛,或者,基於伊斯蘭和印度教具有的共同教義(如:信奉唯一真神或信奉苦行主義)。

音樂在印度蘇菲派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這樣的情形普遍見於世界各地的伊斯蘭蘇菲派社群,而蘇菲派對音樂的重視也使得這個教派受到其他伊斯蘭教派敵視。蘇菲派穆斯林認為透過音樂達到一種狂喜(ecstasy)的狀態,可以使信徒和真主融為一體,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在包爾音樂節中表演者和聽眾為何陷入一種在搖滾或雷鬼音樂會中可以看到的亢奮狀態。相反地,正統伊斯蘭教派對於音樂抱著戒慎的態度,對於透過音樂和真主融為一體的說法更視為褻瀆真神。

儘管看待音樂的態度不同,蘇菲派和其他伊斯蘭教派都重視宗教活動中的聽覺經驗,和伊斯蘭宗教聽覺經驗有關的幾個重要字彙在本片便一再出現,例如:Sama、Zikr和Azaan。作為本片標題的「Sama」這個字可以大致翻譯為「聽」,「聽」是伊斯蘭宗教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為。人類學家C.赫希金德(Hirschkind)在一篇討論埃及伊斯蘭教聽覺經驗的文章中指出,伊斯蘭宣講和基督教佈道的顯著差異在於:伊斯蘭宣教員並不像基督教傳教士那般注重修辭,基督教傳教士企圖透過對教義的詮釋說服聽眾,但伊斯蘭宣教員則以如何精確傳達真主的訊息為主要考量。赫希金德引述一個比喻,說明伊斯蘭宣教員扮演的角色如同月亮,他們只是把來自真主的訊息投射給聽眾,真主如同太陽,而能否感受到那道光則是聽眾的責任,因而,「聽」的行為便極為重要。Sama這個字在蘇菲派中不僅指涉聽道的行為,鑽研印度和巴基斯坦蘇菲派音樂的音樂學者R. B. Qureshi (庫雷思)指出,它除了表示聆聽宗教音樂外,也指涉蘇菲音樂的表演,在本片中,sama指涉的意義似乎不僅是「聽」,也是「表演」。Zikr這個字可以翻譯為「懷念」,片中指出它具有冥想祈願和誦念真主的99個名號等含意。不同的蘇菲教團有不同的zikr儀式,土耳其的迴旋舞是其中較知名者。Azaan常被翻譯為「喚拜」,是喚拜人(muezzin)在喚拜塔(minaret)上召喚穆斯林禱告的吟誦,影片中出現了黎明前喚拜的片段,喚拜人提醒禱告的重要:「禱告勝過睡覺」。在喚拜中,我們雖然可以聽到音高的起伏,但穆斯林認為這是吟誦,不是音樂。

影片中,我們看到印度的蘇菲派伊斯蘭文化如何透過sama行為,和印度不同的地方文化交流。例如,在喀拉拉,我們看到最初用來講述喀拉拉古老故事的「馬庇拉」歌曲(mappila)結合了伊斯蘭故事在拉加斯坦,職業民俗音樂藝人會在早上先唱印度教祈禱歌,然後再唱伊斯蘭祈禱歌在阿薩姆的zikr儀式中,借用印度教外氏那瓦派的音樂傳達伊斯蘭教訊息;在北部的克什米爾,15世紀通曉音樂的宰因努‧阿比丁國王(King Zainul Abidin)在位期間,來自中亞、烏茲別克以及塔吉克的音樂家帶來當地的音樂,和印度音樂包含南印度音樂)產生交流,產生了Sufiana Kalam這類蘇菲音樂。到了西孟加拉,我們看到,外氏那瓦派印度教的包爾音樂家在表演進行中聽到伊斯蘭教喚拜的聲音時便停止歌唱,表達對伊斯蘭教的尊重,則是另一種形式的交流。

本片傳達的訊息和我們時而在媒體看到的印度宗教衝突新聞有明顯落差,到底是本片導演刻意美化印度的伊斯蘭及其他宗教,或者媒體過度渲染衝突觀眾大概難以深究孰是孰非,但不管如何,導演清楚地傳達以下訊息音樂可以做為不同宗教對話的場域,而影片可以用來傳達不同宗教和諧相處的理念。

推薦:彩虹伴我心

以母愛之名?——評《彩虹伴我心》

郭玉潔
媒體人、中國同志運動的參與者和觀察者

最近這十年来中國最好的變化之一,我願意說,是同志運動的發展。活潑,迅猛,變化迭生。這其中,范坡坡是和運動一起成長起來的酷兒導演。他拍攝了《新前門大街》、《櫃族》、《舞孃》、《彩虹伴我心》等同志議題的紀錄片,同時,也是中國酷兒獨立影像小組、北京酷兒影展的重要組織者。

曾聽人評論說:「中國同運怎麼就是在放電影啊」早期受限於政治環境,很多同志活動不能做,聚集無名,「看電影」這一相對安全又有話可談的文化行為,就被運用起來。(即使如此,北京同性戀電影節也屢屢被禁。)大家坐在一起,看和同志相關的電影,觀看後一起討論,成為重要的發動和組織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城市跋涉巡迴的中國酷兒影展,范坡坡曾是主要的策劃和協調人之一,我也曾與坡坡同行,參與若干場。在大江南北各城市「看電影」、討論電影及電影以外的議題,和各地組織建立聯繫,讓我想到了毛澤東所說「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

影像從運動而生,又推進運動,二者交相作用。而坡坡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一直是運動的「內部人」。這樣的內部人角色,對於他掌握各種拍攝題材、接近受訪人、獲得TA們的信任、甚至導演觀點的形成,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

《彩虹伴我心》就是這樣生成的一部電影。影片講述了六位媽媽和同志孩子的故事,溫馨感人。製作方是四家重要的同志組織,排在第一位的是片中多次提到的同性戀親友會——同性戀及親友們組成的團體,影片中的大部份媽媽,在(或曾在)同性戀親友會擔任義工。而監製阿強,更是同性戀親友會的負責人。

和原生家庭的關係,是華人同志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以「愛」、「孝順」為名的道德控制和情感控制,即使在今天,仍難以想像地嚴重。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結婚生子,符合父母傳統)的期待(讓父母有面子,讓父母抱孫子),這是眾多男女同志的噩夢,很多人就因此進入了與異性的婚姻包括男女同志的協議婚姻)。

2008年,同性戀親友會成立,發起人是一名叫做吳幼堅的男同志媽媽,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媒體上公開支持同性戀兒子的母親,她能言善舞、熱情擁抱同志的形象已經為許多人所知。2012年,吳媽媽離開同性戀親友會,以個人名義繼續工作。而同性戀親友會迅速發展,在各地「吸納」尋找願意出來活動的媽媽及少數父親),在不同城市舉辦「懇談會」,所到之處,都有父母與孩子痛哭流涕。

這一議題、這些活動回應了中國同志最痛之處,與「反歧視」、「反恐同」等來自西方的議題不同,這是切近本土經驗,感召力很强。同時,「親情」也容易打動中國公眾。「懇談會」、同志媽媽們被媒體大量報道。因此,同性戀親友會同時在社區內外獲得了巨大成功,對於提高同志議題的能見度,消除公眾對同志的恐懼歧視,成就不可磨滅。2012年,《彩虹伴我心》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拍攝完成。

但是,這一議題和組織方式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儘管立場是「支持同志」,儘管是「同性戀親友會」,但事實上出來講話的,絕大多數是母親(如同本片的英文名MAMA RAINBOW),而且,不同於影片中所展現的(片中有兩位拉子),絕大多數是男同志的母親。對於這一點,同性戀親友會的組織者曾解釋說,媽媽更願意為孩子付出,同時,媽媽的形象也更為公眾接受。

媽媽們出來做活動,是為了一個樸素的動機:你們不能批評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同性戀,因此你們也不能批評同性戀。這樣的母愛力量固然偉大,但是對於撼動性/別秩序、家庭結構,建立自由平等的關係,卻沒有太大的幫助。

媽媽們對於「同志孩兒」們都有很多期待,比如「出櫃」、「陽光健康」、「良好的自我認同」、「不要亂搞」(一對一的穩定關係),「同性婚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等等。這些在同運中很有爭議的題目,同性戀親友會的媽媽們口徑統一,異常篤定。同時,儘管媽媽們同為女性,卻對女性在社會、在同志運動中的處境沒有意識。無論在活動中,還是在影片中,我也看不到媽媽們,除了是同性戀的媽媽,作為每一個個別的女性,她們都經歷了什麼她們何以是現在這樣?她們的家庭結構是怎樣的?缺席的父親們,是什麼樣的

因此,如果說對坡坡有所苛求,就是影片展現了如此正面、溫情的親子關係,卻沒有展現出背後的複雜問題——這些問題在最近一兩年內,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超越於此的,可能還是一個根本的追問同志運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自身被扶正、端坐於廳堂之上嗎

我一直認為,同志運動有可能貢獻給中國社會一個珍貴的禮物繼「五四」之後再一次的家庭變革。同樣是從「戀愛自由」開始,離開家庭,探尋獨立、自由、平等。中國社會的階層秩序正是從家庭倫理開始,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服從、控制,都自家庭始,那麼叛逆、破壞,也必須從這裡發生。但是回歸主流的意願是如此強大,足以一一收編各個叛逆的力量。在家庭、「母愛」這些化骨無形的名詞之下,異端的同志兒女們如何自處,如何共處,是我們必須要問自己的。

推薦:南海舡人的回憶

誰的祖先?誰的記憶?Savage Memory《南海舡人的回憶》

林浩立
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生

對所有人類學系的學生而言,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布朗尼斯洛‧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是那個我們必須敬畏的開山祖師爺。他是第一個離開舒適的陽台,走入村落中與當地人長時間生活互動以獲取資料的研究者。他是「功能論」與「參與觀察」研究方法的創始人。他在1922年出版的民族誌《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是學生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著作。在討論那個字是唸「缸」還是「工」之餘,我們也都知道那散落於巴布亞新幾內亞東方海洋的初布蘭群島(Trobriand Islands),以及當地人進行的庫拉(Kula)交易圈:順時針方向繞行交換的項鍊soulava,逆時針的臂環mwali。收到禮物的人回以更大的回禮。他們要累積的不是狹義的經濟價值,而是聲望和地位。

對居住在初布蘭群島,特別是形狀如海馬的基里威納島(Kiriwina)上的島民而言,馬林諾斯基也是一個曾經在他們的宇宙中活動過的祖先。當他在1915年6月抵達港口的那一刻,他與初布蘭群島的關係便永遠無法分割了。在照片中,頭戴英國殖民官員制式探險帽與一副眼鏡、長靴白衫的馬林諾斯基,與黝黑皮膚、衣不蔽體、掛著貝珠飾品的島民是那麼地格格不入。但他想要的是讓西方世界瞭解這些「化外之民」並非只是僅關心溫飽的原始人,而是擁有複雜經濟體系、航行技術、能理性思考、也能談情說愛的民族,與西方人沒有根本的不同。

現在,透過馬林諾斯基的曾孫柴克里史都華(Zachary Stuart)和波士頓電影人凱莉‧湯姆森(Kelly Thomson)所合拍的紀錄片Savage Memory《南海舡人的回憶》,我們終於可以知道馬林諾斯基自己的血親後代是如何看待這位知名的老祖宗。

馬林諾斯基的詛咒

相較於人類學界與初布蘭群島,馬林諾斯基的後代意外地不太願意討論他。柴克里是馬林諾斯基長女約瑟華(Jozefa)的孫子。他的父親、叔叔、姑姑都表示知道馬林諾斯基這位祖父的存在,但從來沒聽過媽媽討論過他、也沒有機會跟他相處過、對他的著作更是沒有太大的興趣。他與其說是位偉大的祖先,不如說是一片巨大的陰影。就是在這裡,他們提到了「馬林諾斯基的詛咒」。用柴克里的叔叔自己的話來說,這個詛咒是一種性格上的缺陷,且遺傳到他後代子孫身上:「很聰明、但太自負;懂很多、卻沒安全感。」他暗示著這樣的個性,使馬林諾斯基努力於學術成就,卻幾乎遺棄了他的太太艾西‧馬森(Elsie Masson)和三個女兒。

馬林諾斯基是在1916年秋天於田野的空檔中在澳洲認識艾西的。他們在1917年6月之後開始密切地來往。然而四個月後馬林諾斯基必須離開澳洲回到初布蘭群島進行第二次、也是他最長時間的田野工作,艾西從此成為他的日記中不斷思念的“E.R.M.”。他們兩個要到將近一年後才又再度於澳洲相聚。隔年1919年3月,他們在墨爾本成婚,然後於1920年一同回到英國。1920年到1921年間,馬林諾斯基在西班牙屬地加那利群島的故居上完成了《南海舡人》的寫作,而艾西也參與了校訂的工作。至此之後,馬林諾斯基的聲望扶搖直上,回到倫敦政經學院任教,而艾西卻出現了多發性硬化症的症狀,與女兒們留在義大利養病。儘管1929年馬林諾斯基把全家接回倫敦居住,他仍須不斷地旅居世界各地訪問、研究、寫作。1935年9月,艾西在奧地利家中平靜地過世,差幾天就滿45歲。妻子的死去加上繁忙的行程使馬林諾斯基無從照料女兒們,他之後認識了第二任妻子英國名媛華蕾塔‧史旺(Valetta Swann)更加疏遠了父女之間的關係。1938年10月他來到美國接受健康檢查,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便留在耶魯大學任教。1942年5月,他死於一場突發的心臟病,遺體被安葬在耶魯大學校區附近的墓園中,但墓碑要一直到二十多年後才被立起來。對一個描述初布蘭群島島民盛大的葬禮儀式和靈魂信仰的人來說,他死後的世界是多麼地孤獨。在《南海舡人的回憶》的官方網站中有收錄一個很有意思的片段。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在萬聖節有一個傳統:學生們會在師長的帶領下來到馬林諾斯基的墓碑前,朗誦一段他的書信或著作,飲酒憑弔。到頭來,還是人類學界與這位老祖宗的關係比較緊密。

儘管後代子孫將馬林諾斯基形容得像是個拋妻棄女的冷酷工作狂,他住在倫敦故居的小女兒海蓮娜(Helena)卻有不一樣的回憶。她記得她的父親總是如何親切溫和地與母親互動。從海蓮娜所編輯的《記一場婚姻:馬林諾斯基與馬森書信集》(The Story of a Marriage: The Letters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and Elsie Masson 1995)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兩個是如何地相敬相愛,一種維多利亞時期的愛情瀰漫於字裡行間。即便是艾西死前的幾天,她也不是孤獨的。根據馬林諾斯基的學生、也是知名人類學家奧黛莉‧李查茲(Audrey Richards)的敘述:「那個對日常生活細節常感到煩躁不安的小布(Bronio,馬林諾斯基的暱稱),現在總是緊緊地握著艾西的手,像個溫柔的護士般照料著她。」

馬林諾斯基的初布蘭群島,初布蘭群島的馬林諾斯基

初布蘭群島島民對馬林諾斯基也有複雜的情結。他的民族誌使這個在地圖上不起眼的小珊瑚礁群島成為人類學研究的麥加,吸引了之後無數的學者、遊客、影像工作者前來拜訪。然而,也許是為了行銷,他之後的著作所用的標題如《西北美拉尼西亞野蠻人的性愛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the North-Western Melanesia)、《野蠻社會的性與壓抑》(Sex and Repression in a Savage Society),以及關於自由的性生活、法術與巫師等主題,卻也讓當地人感到困擾。在紀錄片中,柴克里在出生於初布蘭群島的人類學家李納斯狄金李納(Linus Digim’Rina)的幫助下,回到了他曾祖父的田野地,看看在將近一百年後他對當地人還有什麼樣的意義。

馬林諾斯基在初布蘭群島的田野研究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是從1915年6月到1916年3月;第二次是從1917年11月到1918年9月。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加上馬林諾斯基在波蘭的出生地在當時屬於奧匈帝國,因此他被協約國當成敵方屬民,在澳洲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中被限制行動,這也間接促成了長時間參與觀察的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誕生。在巴布亞殖民副總督修伯特‧穆雷(Hubert Murray)的推薦與堅持下,馬林諾斯基來到了孤立的初布蘭群島。

以往常以為馬林諾斯基就這樣被孤獨地「流放」到初布蘭群島。事實上,在那裡不但有殖民官員、傳教士、還有前來經商交易的白人居民的房舍。但他很早便意識到不能在這些舒適的環境中進行他的研究,他甚至不甚苟同官員和傳教士對當地人的態度。他選擇進入村落,搭起帳棚,與島民一同生活,希望能觀察到最真實的文化現象。即使如此,他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開始在變遷的文化。劇烈地變遷的結果到了現代呈現出多元的聲音,以及對馬林諾斯基不同的回憶與評斷。馬林諾斯基第一個長期居住的村落是當時大酋長土魯瓦(Touluwa)所在的奧馬拉卡納村(Omarakana)。常自詡為波蘭貴族後裔的他很快地便與酋長建立起關係。紀錄片訪問到了土魯瓦的曾孫,也就是現任的酋長。他表示,馬林諾斯基習得的是來自土魯瓦的貨真價實的知識,不是一般平民能知曉的。一位長者則記得他如何紀錄現在已幾乎失傳的傳說、儀式與法術,生動的描述彷彿曾真的與他互動過一般。讀到他如何鉅細靡遺地描述島民的性生活,一位地方官員表示:「對啊,我們很愛性!那是我們的習俗。」島上的基督徒則對這樣「野蠻」的過去感到不安,儘管其他島民表示他們常藉由閱讀馬林諾斯基的著作來認識自己。在70年代踏著馬林諾斯基的足跡來到初布蘭群島的人類學家安奈特溫娜(Annette Weiner)曾說過,初布蘭群島島民總是不斷地將外在的事物融入於自我的形象中。馬林諾斯基現在已經變成初布蘭群島的記憶與身份認同的一部份,而島民也不斷地回溯再創造那位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他就像自己所分析的baloma(靈魂一樣,儘管已漂到死後的世界,卻仍不時地回到村落,影響著在世的村民。

日記中的馬林諾斯基

1967年,馬林諾斯基第二任妻子華蕾塔集結了他生前的日記,出版了《就只是一本日記》(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為馬林諾斯基的形象投下一顆震撼彈。在日記中,他有時以「黑鬼」(波蘭俗語nigrami)這種族歧視的字眼來指涉當地人、有時敘述自己對當地少女的性衝動。有別於他的民族誌的客觀分析,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來形容當地的生活「我覺得這些土著的生活沒有任何重心,對我而言像是狗一樣。」這無疑撼動了馬林諾斯基作為一個理性的人類學者、科學家的地位,也讓人類學界開始反省這位創世祖所創造的是什麼樣的學科。柴克里顯然也對曾祖父這樣帶有文明的高傲的態度感到困擾。影片巧妙地比對,讓日記中的文字顯得比島民的生活還要「野蠻」。但在讀完整本日記後他發現,這些野蠻、直接的言詞是馬林諾斯基面對自己的過程,也是他諸多的面向之一。日記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親情、愛情、信仰、文學、田野。他不斷地在挖掘自己、重新認識自己,就與一本民族誌一樣。

另一方面,馬林諾斯基自身的天主教背景也必須被考量。從小就受洗的他其實在青少年時期便開始質疑上帝的存在,但從他的著作可以看到,宗教與信仰一直是他在思索的主題。他曾提過,寫日記是一種代替天主教懺悔的方式。在日記中,他忠實地面對自己,因為他有許多徬徨、自我懷疑、與澎湃的情感。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相較於人類學界所尊崇的開山祖師、初布蘭群島島民不斷再回憶的那位人類學家、或是家族成員心中遙遠而疏離的大家長,日記中的馬林諾斯基似乎是那個最真實的馬林諾斯基。

最後,我想用一段日記來表現馬林諾斯基脆弱而真實的一面。1918年6月11日,他在田野中收到母親過世的信件。此後將近兩個禮拜他的日記都像流水帳一樣只以幾個句子帶過,直到6月25日:

「無時無刻地悲痛,宛如刀刺入心臟,無助……在早晨散步時我看到一隻美麗的蝴蝶死去。外表的美貌,是毫無意義的玩物。母親走了,我的人生被扎滿悲痛。一半的幸福被摧毀了,我總是感到悲痛與憂傷,如同孩提時與母親分離了幾天一樣。我想盡辦法抑止憂傷。閉上眼睛,淚又不停流下來。」

推薦:從《亞馬遜的孩子們》到《弓箭2.0》

官大偉
泰雅族,美國夏威夷大學地理學博士,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接續著殖民主義在全球區域間打開的資本、原料與勞動力流通的管道,以及帝國主義的政治影響力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價值觀,發展主義捲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世界一波大規模以國家為單位、以開發與進步為號召的大行軍,因此,雖然殖民者離開了,但原住民族的土地和土地上的資源,仍輕易地以發展之名被繼續掠奪。儘管這樣的經驗在全世界不勝枚舉,卻值得我們一再去反覆追溯思索,去反省這個過程中我們失去了什麼?而我們的未來又要往哪裡走

Denise Zmekholn所導演的紀錄片《亞馬遜的孩子們》,將是本次2011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開幕影片之一,透過亞馬遜地區Surui族十五年前後的生活對照,它帶領我們走了一趟時空之旅。Denise出生於巴西的聖保羅,到美國接受攝影、製作與傳播研究的教育後,在舊金山擔任攝影記者。1987年,Denise回到她的家鄉巴西協助一個紀錄片製作,沿著當時新建不久的BR-364公路來到亞馬遜森林,其間她結交Surui族的朋友、訪問了從採膠人成為社區領袖的環境運動者,並用自己的相機留下了許多亞馬遜原住民生活的紀錄。該紀錄片完成後,Denise留在聖保羅,成為一個自由製作人,為不同的影片製作公司工作。隨著時間過去,Denise心中越發掛念著當初她鏡頭下所紀錄的Surui族孩子們的現況。於是,在拍下這些影像的十五年後,Denise回到亞馬遜重訪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

「當我初次來到這裡時,這裡的森林就像夢一樣美麗……我知道會有改變,但是沒想到會這麼不一樣」。影片開始沒多久,迎接回到亞馬遜的Denise的是一片完全改變的地景:粗魯的公路貫穿了森林之後,公路兩旁的森林在幾年間被砍伐、闢成黃土,平地上興起了建築、牧場和市集。她來到Surui的部落,當初的茅草長屋換成了新式規劃的木板屋,人們的穿著也起了很大的變化,電視進到家戶之中,新一代的年輕人騎著腳踏車到處跑。她找到當初照片中的孩子,請他們擺出十五年前同樣的姿勢再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傾聽這一片改變的地景背後所堆積的掙扎歷程。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探險家接連進入到亞馬遜地區,開始了和亞馬遜原住民的接觸,也帶來了採橡膠的事業。外來者帶著現代的刀器、鍋子、衣服作為禮物,亞馬遜原住民視他們為新朋友,但不久,外來者帶來的病菌造成浩劫,原住民的人口一夕間銳減,而採膠者對於原住民生活空間的日漸侵犯也引起了原住民和採膠者之間的衝突。二十世紀中期,在國家政策的驅動之下,新一波的土地墾殖者到來,不同於採膠者小農式的經營和只取樹汁不砍樹木的資源取用方式,墾殖者雇用大型機具將森林夷為平地、雇用槍手驅趕原住民和採膠人,圈建起一片一片的牧場。Denise的影片中所呈現的一段十五年前受訪原住民青年的話,在我腦海中縈縈迴盪:「森林對於我們來說,就如同城市之於文明人,你們不能毀了我們的城市」。這個青年受訪的背景是森林中一條清澈的溪流,男人正在其中射魚捕食,婦女孩子正在其中玩耍嬉戲。十五年後,這條溪流因為兩岸的樹木被砍伐殆盡已如同沙漠中的奄奄一息的乾渠,冒著煙的推土機和鏈鋸摧毀了亞馬遜原住民世世代代維護的「城市」,敗壞了森林和河流交織的文明,許多原住民則死於牧場主所雇用的槍手的槍下。

非原住民採膠人的處境因為資源利用方式和墾殖者的衝突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被驅趕後走避到原住民地區。Chico Mendes是來到亞馬遜的採膠人的第二代,自幼機敏有膽識的他成為工會領袖,促成了採膠人和原住民之間的結盟。在國際間,他穿著借來的西裝、帶著募來的資金,遠赴美洲國際組織和美國國會進行保護亞馬遜森林、原住民和小農的遊說工作;在森林的第一線,他和他的盟友一起勸說墾殖者的雇工停止砍伐樹木。1988年十二月,就在Denise最後一次訪問他的兩週後,Chico在自己的家中被牧場主之子槍殺身亡。十五年後,Denise走訪了Chico的遺孀和一對已經成年的兒女。由於父親被槍殺時,這一對兒女實在太年幼,他們對人們心目中作為悲劇英雄的父親幾乎全無印象。但是,很清楚的是,那片Denise記憶中如夢一般美麗而今陷入危機的亞馬遜森林中,正瀰漫著全球環保論述、國家政策、市場經濟、原住民族權利、小農自衛行動與墾殖牧場主利益之間相互拉距的生態政治張力。

「未來的希望在哪裡?」。配合學校的政策,我這學期開了一堂以國際學生為對象、以「現代化與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發展」為題的英語授課課程,課程前三週,我帶著學生們從文獻回顧一系列發展理論、相關發展計畫以及對這些理論和計畫的批判,一個聰明而心急的加拿大學生到了第二週忍不住提出這個問題。《亞馬遜的孩子們》這一部片,其實也正試著為這個問題找答案。片中一位亞馬遜原住民青年走入學校,立志成為一個律師,為自己的族人爭取權益,而在《弓箭2.0》這部2008年發表的短片中,Denise進一步呈現了Surui族人為未來尋找出路的努力—他們正嘗試運用當今世界多數人可以了解的語言,告訴這個世界他們和土地之間的故事。今天的Surui族人和Google Earth Outreach合作,透過地圖、衛星定位、地理資訊系統等工具,監視森林、嚇阻盜伐者,並在Google Earth的地圖上,向全世界展示他們的森林文明。據了解,在最新的計畫中, Google Earth Outreach進一步開發了Google Engine這個工具,協助Surui族人可以快速地向世界展示亞馬遜森林的動態,計算族人維護森林對降低二氧化碳的貢獻,以期使碳交易的利益直接回饋到Surui族身上。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對的?」。在上述的課程中,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們開始討論,「如果當初服膺於發展理論的人,自認為自己做了對的事情,我們怎麼知道我們今天認為是對的,像是永續發展、替代性發展等等概念,到了明天不會被認為是一種錯誤?」。的確,在不久之後,學生們將在課堂上學到對於永續發展、替代性發展、乃至碳交易機制的質問,而在我所受的學術訓練和田野經驗中,也深知要將原住民的土地知識畫在傳統製圖學所產生的地圖上,存在著重重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問題。然而,「回顧人類世界的發展經驗,給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能再以一個單一價值取代另一個單一價值,不能再預設單一的真理取代原先的真理,我們要問的不再是什麼是對的,而是誰在決定什麼是對的。以國家與原住民族為例,我們要問的不再是國家為原住民社會構思了怎樣的發展,而是原住民社會如何可以決定自己要怎樣的發展」,我在課堂上如此回答學生,心中也如此認為。從《亞馬遜的孩子們》到《弓箭2.0》,Denise呈獻給我們的回顧與展望,正是在訴說著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