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鄂倫春族

記民族誌影片《鄂倫春族》的拍攝

蔡家騏
雲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雲南大學人類學系暨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客座教授

經蔡家騏先生同意,此文節錄自其未發表大作紀錄片的「復原」或「重建」方式──記民族誌影片《鄂倫春族》的拍攝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正經歷著一系列的社會主義運動。在這個社會大變革時期,中國黨政領導人適時地提出在全國開展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旨在從社會發展史的唯物史觀角度實地記錄下各少數民族舊有的傳統社會型態和現狀,為科學研究和制訂少數民族政策時參考。1957年,電影作為一種紀錄的手段,第一次被運用到這項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活動中,以此開闢了中國影視人類學漫長的探索道路。《鄂倫春族》一片的拍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1950、60年代中國攝製的第一批具有民族誌性質的影片其內容有很大部分是反映當時已經廢止或消失了的傳統社會中的事物,因為它們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研究價值。相關民族學學者和紀錄片工作者通力合作,採用「復原」或「重建」的拍攝方法。在這批民族誌影片當中,《鄂倫春族》是較傑出的一部。我想,這同內蒙古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全體研究人員對鄂倫春族做了持續七年 (1956-1963) 的田野並且積累了相當一批資料有直接的關係。

《鄂倫春族》的編導楊光海先生(雲南大理白族曾任職於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自1957年開始拍攝民族誌影片以來,這是他的第四部影片。 1962 年夏,他和調查組同仁在內蒙古鄂倫春族自治旗一起編寫了拍攝劇本,即奔赴獵民聚居地觀察和體驗,繼而寫出了分鏡頭劇本和解說詞初稿,對影片進行了總體考慮和具體安排。翌年初,率攝製組前往拍攝。整個影片是圍繞著鄂倫春族四季的狩獵活動進行的。在該旗朝陽地區以冬景入手開拍五月至六月轉至斯木科拍攝春夏場景;七月初攝製組分兩部分,光海兄等重返朝陽補拍若干鏡頭,我則和攝影師楊俊雄(湖南苗族溯黑龍江至呼瑪縣(今塔河縣十八站獵民村,拍攝樺皮船等夏季活動,這月底全體結束田野拍攝返京。

當年攝影器材都較簡陋,攝影機有兩台,是前蘇聯製造的「埃姆」牌和西德造的 Arriflex IIC 型。膠片也是前蘇聯和東德Agfa 35毫米黑白片;使用三腳架和平移拍攝的金屬軌道;由於沒有照明設備,在「仙人柱」(獸皮或樹皮帳篷)內拍攝時要掀去一邊的帳篷採光,並輔以打反光板更沒有同步錄音的設備,只是在拍片中途廠方派來了一位錄音師和一位音樂編輯,用國外的半導體便攜式磁帶錄音機,於當地錄了幾首鄂倫春人唱的民歌、民族會議的實況和「薩滿」跳神等,編進影片。影片中的其他音響效果,都是後期製作的擬音。

在實地拍攝的過程中,雖然根據實際情況對某些內容作了些必要的更動,但主要還是按照分鏡頭劇本逐項拍攝。這就保證了劇本內容邏輯性貫穿,避免了因隨機拍攝而浪費膠片。剪編中的各種意見,以導演的為主。在後期製作剪輯選編鏡頭時,平均三個鏡頭選用一個,即比率為 3:1 (shooting radio)。

鄂倫春族1963年僅 2400 餘人。自 17 世紀中葉,陸續從俄國東北部遊獵到我國現今的內蒙古和黑龍江省的大小興安嶺腹地,按部落或民族組織沿著河流游動。前半世紀前,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獵業公社(「烏力楞」)階段其語言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信奉古老的「薩滿教」,崇拜自然、祖先和圖騰的眾多神靈。他們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極具遊獵民族的特色。

1960年代初,我們發現這個社會發生最大的變化是他們的民族和部落組織已解體,這方面的知識只存在於一些老人的記憶之中往昔以父系家族聚居游動的樣式,已經向地緣社會轉換,尤其是獵民們已在10年前結束了遊蕩的生活,全部實現了定居,興安嶺林區各地建立了多處獵民定居村,還通了公路。但是,就我們當年所見,有些定居點的獵民不太習慣住在政府為他們建造的長排式各戶相連的土木結構的房舍裡,不少人還留念往日遊獵時住的獸皮或樺樹皮帳篷(「仙人柱」),常在自家屋前搭個帳篷起居。我們還發現,他們的狩獵生活方式和大部分服飾用具等,並沒有因為定居而迅速地發生根本性的變遷,這就為復原拍攝提供了較多的依據。

我是在這年三月上旬領受了參加拍攝的任務後趕到自治旗旗府阿里河鎮的。我的任務是代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協助該片攝製工作,掌握所方交給我的實地拍攝經費,搜集拍攝中獵民們的用具托運回北京,此外,我還需適當抽出時間為研究作些專題性的補充調查。

《鄂倫春族》的復原拍攝,首先是傳統的狩獵活動。影片紀錄的冬季獵豹、黑熊和松鼠等鏡頭,都是跟隨獵人進入山林獵場實地拍攝的。我曾同光海兄多次討論,認為鄂倫春族每年的多數時間是花在獵取馬鹿的活動上,積累了一套極有特點的打鹿的方法和經驗,因為馬鹿的經濟價值很高。影片如果沒有實地狩獵馬鹿的內容,那將是個不小的缺陷。可是實地拍攝獵鹿活動的困難很多,馬鹿的警覺性極高,稍有風吹草動就逃之夭夭。我們沒有長焦距和變焦鏡頭,只有一般的標準鏡頭,很難適應這類拍攝的要求。為此,我們曾動過當地養鹿場的念頭,想購買一頭馬鹿供拍攝用,然而我們又無能力支付這筆昂貴的費用,想來想去只好作罷。後來在養鹿場內近距離拍馬鹿,躲過鹿場的圍欄等建築,待剪輯時再接上獵民在獵場架槍射擊的鏡頭,作為一種補救。

影片復原拍攝的內容很多,諸如弓箭、紮槍和滑雪板等早年工具;樺皮和皮毛用品的製作及鐵器加工;夏秋季採集、捕魚和「烏力楞」遷徙活動婚儀和喪葬;「安達」制度中與外族的實物交換;黑龍江地區的定居務農民族會議以及「薩滿」跳神等,都是經過必要的組織安排而復原拍攝的。每拍攝一個場景活動,皆要事先向參與拍攝的獵民反覆說明內容,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特別是老人們的看法,同時強調應該按照他們平時習慣了的方式來行動。我們覺得,只要將每個場景的主題內容交代清楚被他們領會之後,具體的演示活動則讓獵民們自己放手去做,不加干預,不做特別的要求。

參與《鄂倫春族》拍攝的獵民和基層幹部,非常理解這部影片的意義和價值:紀錄和保存鄂倫春族人遊獵的生活,讓子孫知道老一輩人的艱辛。他們對拍片工作始終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稱職的配合,使拍攝進行得比較順利,我們為之很是感動。據了解,這部影片曾在當地多次放映,觀看者十分踴躍,獵民們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形象非常興奮,紛紛要求反覆放映,不願離去。記得八十年代初我重返鄂倫春,當地鄂族幹部稱這部影片是他們的「祖先片」。事隔 40 年後,影片中的所有老人和幾位青少年都先後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是很懷念他們的,他們的身影迄今還經常活躍在我的腦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