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非常人類新視界

郭佩宜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台灣民族誌影展每一屆都在主題影片之外,挑選近兩三年精彩的民族誌影片,組成「新視界」單元。這個單元的影片橫跨世界的不同區域,每部各有不同的關懷主題,反映了當代世界的多元面貌與新的挑戰。今年的九部國外參展片也各自有其透過影像,來切入社會文化肌理的手法,透過這些影片讓我們窺看新的視界。

國家陰影下的傳統生機

本屆的新視界影片中有六部以亞洲為拍攝地點,其中三部發生在中國,也都討論了一項重要的議題:少數民族的傳統面對國家或當權政府高壓控制,個人、族群和他們的文化如何自處,傳統如何在險峻中尋求生機。

畢摩是彝族的傳統智者,精通經書與儀式,擔任祭司的角色,中介了人的世界與超自然的領域。在當代四川,畢摩常被視為文化與知識的守護者,然而他們也面對了新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挑戰。《畢摩記》(The Bimo Records)透過記錄三位畢摩,呈現依舊存續的彝族傳統智慧與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觸及國家力量的進入,對彝族以及畢摩文化的衝擊。導演透過塗染水墨色調的鏡頭呈現壯麗的大涼山風景與「古老」的彝族,也以影像的手法來隱喻不同畢摩的世界。我們多半只能從遠鏡頭、昏暗的光線甚至背影的角度,來看那位主持招魂治病等儀式的畢摩,窺視神秘的世界。拉近距離,我們看到有黑法術能力的畢摩,他的臉在如柵的木條半遮掩下,講述著被國家禁止施法的束縛。鏡頭最直接攤開的,是兼任村黨部幹部的畢摩,介入世俗事務使其權力橫跨兩界,但最後也得臣服在國家與共產黨的命令之下。在《畢摩記》呈現的是古色調下的彝族與畢摩,中國導演楊蕊在片中輕輕掀起一角,看到他們面臨的困難與傷口。

若說《畢摩記》舉重若輕,《走繩索的人》(On a Tight Rope)則更直接描繪同樣面臨國家機器的壓力,中國少數民族如何處在政治干預與傳統宗教之間,如同走在沒有安全網的鋼索上。維吾爾人導演Peter Lom選擇孤兒院的孩子作為拍攝對象,他們失去血緣上的父母,但國家試圖透過教育以及教條宣導,告訴兒童「黨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父母」,人人須為維護國家中國)團結與進步而努力。在這裡有「十八禁」,禁的是傳統宗教信仰,未滿十八歲者不能學習宗教,也不能穿著宗教服飾。國家要孩子們信仰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奉毛澤東和馬克斯為領袖,反分裂主義。但對兒童而言,這些口號不知所以,從他們不經意的談話中,仍舊看到維吾爾人伊斯蘭教的信仰元素。維吾爾的一項傳統是走高空繩索,本片透過四個孩子學習/不學習走繩索的故事,來看這些失翼之鳥如何在傳統、宗教與國家教條間尋找自己的路。

談到中國的壓迫,最為人知的例子就是西藏,然而西藏的喇嘛並非只有一種聲音。《怒僧》(Angry Monk)追尋一位傳奇且備受爭議的喇嘛Gundun Choephel(更敦群培)的人生旅程,橫跨青海、西藏與印度,從二十世紀初的誕生地,到中國共產黨進入、1951年他驟逝,以及今日除了寺廟外還有舞廳的拉薩。本片運用歷史影像以及當代公路電影手法,訪談更敦群培的旅伴、歷史學者甚至舉發他入獄者,探看這位喇嘛傳奇的一生,也思考西藏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掙扎。更敦群培透過發掘西藏的歷史,看到宗教政治之惡他不拘泥於傳統陳規,甚至不禁酒色;他希望以更開放的態度改革,讓藏人與當代社會接軌、與更廣闊的世界連結。但這樣的主張在當時不見容於西藏政府,也因對保守派的批判而被入罪囚禁。極端的傳統主義與外來政權的高壓一樣猛於虎,更敦群培在過世前不久看到中國軍隊的進入,西藏的歷史劇烈的翻轉了。

不同族群與宗教的交會:共存、交融,或暴力

南亞匯聚了不同的族群與宗教,除了人數最龐大的印度教與伊斯蘭,還有猶太教與基督教,和其他較小的教派。他們彼此的關係有多種組合,有宗教元素的採借交融,有的相對但共存,但有時強烈敵對而進入難解的血仇循環。

在巴基斯坦、印度與阿富汗的伊斯蘭的一支教派崇信唯有對聖者的愛與信仰,透過聖靈充滿的狂喜出神狀態,才得見至愛的Sufi Saint。《極樂之境》(The Ecstatic)一片記錄了盛大的祭典儀式,超過百萬信徒湧入巴基斯坦南邊的Sehwan Sharif神殿,他們的宗教狂熱以各種神入時身體的擺動來表現,包括抖動、拍打身體、刀刺流血,以及各式的轉圈──全身旋轉舞動、甩頭的繞圈、甚至繞著圓形斜坡軌道快速行進的摩托車與汽車,和踩踏的摩天輪。在南亞的文化交會下,這些伊斯蘭教徒的神入狀態帶有印度教的元素,透過全然奉獻身體和自我意識,是否能得到他們意欲追尋的

在伊斯蘭國度阿富汗,猶太人漸次離開,喀布爾的一處猶太集院和集會堂(synagogue)只剩兩名猶太人,他們如何在伊斯蘭的環境中生存沒想到相同的宗教,卻沒讓他們一致對外自成一「黨」(cabal),反而分別獨居,兩個冤家吵個不停。樓上的Zabulon有僕人、電視和冰箱,餐餐有酒有肉有水果;樓下的Isaac垂垂老矣,居處簡陋,靠賣給伊斯蘭教徒護身符和治病之術為生。《喀布爾最後的猶太人》(Cabal in Kabul)一片導演與兩人多年熟識,跟隨兩人逛進喀布爾的巷街與市集,聽Isaac指揮拍這個拍那裡,夾在中間聽他們拌嘴,相互指控對方是抓耙子。Zabulon很在意Isaac是否曾背叛猶太教,Isaac認為伊斯蘭人把他們都當成「不信神者」(unbeliever),但他的伊斯蘭客戶卻很愛找這位猶太人治病拿護身符。在這方角落,宗教之間以不平行的方式共存著。

然而不同宗教和民族間有時難以共存,衝突如炸彈般讓人傷痕累累。有一天,Dharsika的母親發現年僅12歲的女兒,在父親死於戰火不久後不告而別。再次見面已過了好多年,Dharsika加入了斯里蘭卡Tamil人(印度教為主)的游擊隊Black Tiger,與以Sinhalese佛教徒為主的斯里蘭卡政府對抗,甚至自願受訓,可能執行自殺炸彈的任務。在軍營的會面時間很短,之後再度失去音信,悲傷的母親只能向上帝耶和華禱告。為什麼越來越多自殺炸彈客是女性她們的動機與心情是什麼?她們與伙伴如何建立深厚的女性情誼她們的母親又如何面對這樣血淋淋的傷痛?挪威的女導演Beate Arnestad在斯里蘭卡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探索女性與戰爭的關係,拍攝了這部感人的紀錄片《我的女兒是恐怖份子》(My Daughter the Terrorist)。影片拍攝難度很高,罕見的以近距離呈現游擊隊的生活、訓練、以及志願女兵的心路歷程和使命感。片中兩位女兵Dharsika和Puhalchudar講述她們自幼生活在戰火中的遭遇、從軍的想法、對組織的忠誠、對死亡的無懼,和彼此形同姊妹的同志情誼。同時間Dharsika的母親又如何面對殘破流離的家園和家庭,以及女兒生死未卜的痛苦在片中我們看到「恐怖份子」其實也是媽媽的女兒,而暴力與仇恨內化在社會無止盡的循環中,才真正恐怖。

以詩書寫,以詩尋覓

Mahaleo是馬達加斯加的知名樂團,這名字即代表自由與獨立的樂團,原本只是幾個學生的組合,他們的音樂曾在爭取獨立的反殖民運動中鼓舞了許多人,而獨立後也不斷被傳唱,成為傳奇。三十年後,當初理想的青年如今安在?除了持續演唱,並將歌詞觸角延伸到環境、貧窮等社會議題,七名團員也各自在社會的不同領域奮鬥,有人行醫濟世,有人從政進軍國會,有人在學界鑽研,有人致力鄉村發展,也有人回歸土地為農民發聲。《自由之聲》(Mahaleo)一片以樂團準備三十週年演場為軸,透過七名團員為觸手,探看馬達加斯加在獨立後三十多年來的社會轉變與挑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本片導演之一Cesar Paes曾在第一屆民族誌影展發表「馬達加斯加島傳說」一片,以詩意的風格呈現馬達加斯加的傳統文化。這次他與馬達加斯加的導演Raymond Rajaonarivelo合作,十分傳神的透過Mahaleo樂團融合該島高地、非洲和南島元素的音樂,以及充滿社會反省的歌詞為旁白,以另一種詩的形式探索當代馬達加斯加。

另一個充滿詩意與音樂的島嶼是古巴。《彩虹古巴》(Two Homelands, Cuba and the Night)以一位知名的古巴同性戀作家Reinaldo Arenas的作品為鍊,以五名同性戀和一名變性人(transsexual)為環,串起哈瓦納同志的多重面貌。透過Arenas的老同志和革命中年,表現男性氣概的攝影師、扮妝皇后、流連於同志舞會的少年,我們看見在古巴社會追尋的自由,除了政治之外,還有性取向,和表達自己的自由。Reinaldo Arenas才華洋溢,但因他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七零年代因此入獄多年,後來流亡美國,最後自殺結束一生。他的自傳小說Before Night Falls曾拍成電影(中譯《在夜幕降臨前》。他充滿追尋自由與愛的文字,與當代古巴同志的渴求相呼應他們都擺盪在兩個家鄉──古巴與夜的世界。

尋覓的不只是自由平等,還有親情。《迢迢尋親路》(Chichester’s Choice)是一部導演自己的尋父之旅,從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蓋亞那與巴西,找尋六歲時拋棄自己的父親,發現他成了巴西街頭的遊民。導演知道這趟旅程要找尋的不只是血緣的父親,而是她自己,然而過程觸及了不愉快的種種:酗酒、不忠、亂倫、母女衝突,經歷了如連續劇般的起伏,和難以承受與面對的真相。

從小孩到老人,橫跨島嶼與高原,不分性別與性取向,這些影片呈現了非常獨特的個人──他們的困境與選擇,他們的悲喜與勇氣,在特殊的政經與文化脈絡下,各自努力的故事。從新視界窺看當代世界,人們關心的議題、還未解決的問題其實不新。人類不斷思索與掙扎,個人、群體和傳統文化,要如何面對國家、民族、宗教、以及資本主義的幽靈,和他們造成的壓迫與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