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馬躍‧比吼的原住民影像運動

林文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2007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所規劃的「導演專題」,除了引介美國霍皮族導演Victor Masayesva之外,台灣部分將介紹著名的獨立製片導演Mayaw Biho馬躍‧比吼(Pangcah邦乍族)以及他所攝製的《天堂小孩》、《揹起玉山最高峰》以及《親愛的米酒 妳被我打敗了》三部作品。

馬躍‧比吼出生於花蓮織羅部落,從小在部落成長,直到高中後才離開。在台北就讀大學時期即開始拍攝《我們的名字叫春日》、《如是生活,如是Pangcah》、《天堂小孩》與《季‧拉黑子》等作品。畢業後,曾拍攝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我們的島》以及超視《生命告白》等電視紀錄影片,現為獨立製片。

馬躍‧比吼除了長期大量紀錄原住民影像外,也積極從兩個層面推動原住民影像的社會/文化運動:一方面拍攝影片凸顯原住民當代議題(例如台灣第一民族人名與地名的復名計劃);再一方面則透過影像展演活動喚起意識、凝聚原住民族力量(2000年台灣第一個單一族群影展「真實邦ㄗㄚ`阿美影展」,到2005年《把名字找回來》所結合的CF製作、紀錄片巡迴、網站架設以及《百人復名大行動》的發起)。

「在這個號稱多元的社會裡,我們究竟聽見或看見了多少真正『多元』的聲音與樣貌呢?」馬躍‧比吼的影片從這樣的一個出發點,試圖貼近原住民的感受、立場與觀點,去呈現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環境以及對族群身份的體認、思索。馬躍‧比吼的影像運動計劃,還進一步去試探原住民媒體製造在政治上的希望與文化上的可能性,以及在不同的政治權力、國家定位以及社會文化脈絡下,原住民族群如何重新界定自我。

《天堂小孩》的家家酒

三鶯大橋下的原住民部落,每年都會被控違反水利法而受到台北縣政府的強力拆除,這時怪手和大卡車一起出籠,在警力戒護下駛進這塊河床地。怪手毀壞木造房舍,連一小塊平坦柏油路面也不放過。政府這時展現了少見有強而有效的公權力,就連拆除後破散的建材也都通通運走。

本片以小孩子的眼光來看這些事件。住在這邊的小孩似乎創意不斷,即使在克難的環境裡也能有辦法,讓自己的休閒時光有趣起來。小孩子會把兒童小泳圈放在半敞開的薄片木們上,開始玩起投籃比賽。不然就在拆除大軍過境之後,從看似廢墟的家園,找出鐵釘、鐵鎚和木板之類建材,然後建起小屋子,讓自己心愛的玩偶寵物住在裡面,也讓自己有一席棲身之處。

小孩眼中的世界透過黑白照片與彩色影片表露出來。靜止的照片讓我們看到居民的生活剪影,而彩色影片則夾帶著聲音、動作顯的像是實況報導。小孩的「聲音」是透過字幕自己述說、自問自答,這些沒有聲響的「童言童語」其實來自導演,與胡德夫的嘹亮歌聲一靜一動、互相應答之間,忽然意有所指、洞悉到什麼。

這些天堂小孩經歷了N次拆除與N次重建之後,知道這個周旋在國家、警察與公權力的家家酒不久之後還會再扮一次。這時胡德夫的〈不不歌〉:「不生不死…不真不假…不醉不醒…我是不是在天堂?這裡是不是天堂?」傳達了無限的諷刺與無奈。

《揹起玉山最高峰》

現在的小孩大概不知道于右任是誰,對于右任銅像曾矗立玉山頂峰應該一無所悉……

東埔布農人伍勝美和全桂林年輕時是最優秀的嚮導,玉山主峰于右任銅像就是由他們揹上去的。不過原住民嚮導通常身兼挑夫,要為登山客在空氣稀薄的高海拔背負重物。這樣的工作耗費大量體力也容易侵害健康,腿和膝蓋常常因過度負荷留下永久傷害。

伍勝美與全桂林兩位長者,民國六十年間由於先前與救國團有過合作經驗,在六十七年時被交付了將于右任銅像揹上玉山主峰的工作。銅像本身就有90幾公斤重,加上木盒,一共是115公斤左右,此外銅像基座所需的水泥,也是由兩位長者輪流背到頂峰去。

于右任銅像能立於玉山主峰,當然符應了當時的國家定位以及政治意識形態,也形成一種政治圖騰。但,解嚴之後台灣民族主義逐漸抬頭,急欲擺脫中國的一切,此時玉山頂上的于右任銅像頭部被不知名人士鋸斷;不久後,其他的部分包括銅像基座等,也被拆除且推落山谷。

伍勝美與全桂林兩位長者知道自己年輕時辛苦揹上山的銅像被推落,自然心生難過、充滿不解。雖然他們不是很清楚于右任所代表的地位,但也難於參與玉山被「改頭換面」之後所被賦予的台灣本土意識。顯然這兩波國家意識形態的交鋒與相互消長的同時,原住民完全是不同的心情。不管是那一個政權或那一種國家定位的思維,原住民眼中的玉山應該是充滿祖先生活奮鬥足跡,可以親近,可以跟家人一起漫步其中的處所。

阿公主張「喝下那碗部落的米酒」

在影片《親愛的米酒 妳被我打敗了》阿公說,其實現在公賣局的酒是他不相信的,可能裡頭攙了藥,所以他最怕喝那難喝的(公賣)米酒。因為製作過程看不見,老人家就不相信公賣局米酒。阿公說著公賣局,也說著Pangcah自己釀的各種米酒,他說:「是自己作的,看得到做酵母的和做酒的人,他們所加入的材料(……)」。

「喝米酒傷身」這話其實在片中有兩層意義:一是有一種米酒傷身,另一是有一種喝法傷身。有一種米酒的製造過程有問題,它製作過程中的分配程序以及交換過程都是有問題的,所以它(不得不然)就有問題。而另外一種米酒則是社群內自己釀造的,因此是沒有問題的米酒。可是這兩種米酒現在卻常常被混為一談,或者說,外人不分、外人不察,年輕一代的,尤其還沒有經過儀式考驗的,也不那麼察覺。

阿公說「要喝下那碗部落的米酒」。在升級儀式中喝下那大大碗的米酒,不但轉換自己成為擔負更大責任的部落成員,同時也意味著抗拒那外來的、現代化的米酒污名。在此,儀式就是一種釐清、分辨這種米酒與那種米酒;或者說,區分部落的米酒、部落必要的米酒,以及那個污名化的、會傷身的米酒。米酒作為儀式與代表部落精神,可以對抗於米酒作為污名與某一種體制的壓迫的意義轉換行動。

從《親愛的米酒 妳被我打敗了》影片我們看到台灣原住民運動的某種訴求:一種是回到部落、回到祖靈(由部落灌酒儀式保證),切斷主流社會所提供的認識框架、價值導向與污名認同,尋求建立個人進而部落的自信、自決與自治。回到部落、回歸傳統(一種混雜有現代意義的傳統)這樣的文化主張或許經由電視與銀幕的放送,可以更有效地轉化為政治資產,成為族群內部團結與驅動的基礎,對外則可做為對世界各地其他社會團體、政府尋求連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