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誰的歷史?

「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 影評

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高牆的縫隙: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歷史教育現場的衝突史觀

歷史、教師/學生。課綱、教育部。祖國、殖民/佔領。戰爭、大屠殺。

這些是台灣這幾個月的關鍵字,也是這部《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紀錄片的關鍵字。影片的背景不在東亞,而在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史觀的對立比台灣還激烈的地方。本片將在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播映,來得正是時候,導演也將來台與觀眾交流,機會難得。

導演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在以色列長大、甚至入伍服役於情報監聽部門,在軍隊才真正接觸、「看到」巴勒斯坦人,赫然發現從小所學的歷史充滿片面、選擇性的說詞,開始反思自己為何從小都不曾懷疑上課所教的東西?覺醒之後,她移居法國念書、工作,因政治立場(無法接受現在以色列政府作為)留在法國。

《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是她的第一部紀錄片,以一個學年的時間,記錄觀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六所不同的學校如何在課堂上教授歷史、師生如何討論、教育當局如何限制歷史教科書內容,加上學校的儀式性活動、校外教學,傳達什麼樣的國族意識?教育如何成為國族建構的一環?彼此之間的高牆,可能有縫隙嗎?

歷史課綱:國家的黑手與教師的自主意識

十九世紀末開始的錫安主義運動(或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開啟多波猶太人往巴勒斯坦移民,從此與在地阿拉伯人之間紛爭不斷 。二次大戰後國際支持升高,以色列於1948年建國,引爆第一次中東戰爭,數十萬阿拉伯人逃離,成為難民。此後戰爭、領土爭議不斷,1967年的6日戰爭後以色列大幅擴張領土,爾後並在許多地方建立屯墾區(settlement)。在此強敵環伺、高度軍事衝突的環境中,以色列政府對於歷史教育採取相當強勢的態度,課綱、教科書審查自不待言。

影片中呈現了一位研究人員對以色列教科書的分析:強調猶太復國主義,著墨不足的版本無法通過審查。她更指出以色列教科書的特色不是對阿拉伯人的負面描述,而是「阿拉伯人的缺席」!在地圖、敘述上,彷彿該地沒有阿拉伯人存在,翻遍某版教科書,只有唯一張照片有個阿拉伯裔女孩現身。 一名曾自編教科書的老師則說,該版本通不過審查、無法上課使用,原因在於其中對巴勒斯坦的描述章節。另一位教師則感嘆整本教科書環繞著大屠殺和戰爭,充滿暴力,無怪乎學生對世界的看法也環繞著恐懼與悲觀。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因戰亂和組織較為鬆散,對教科書的控制沒有那麼嚴格,然而研究人員也指出其中對猶太主義、錫安主義經常迴避、缺乏理解;1996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後,也開始加強認同教育。

此種教育的平行軌道,會將學生帶往何方?導演在訪談時提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由歐洲組織出面協調、以巴雙方觀點並陳的教科書,當然也未能通過以色列教育部審查,無法在課堂上使用。台灣課綱爭議時,有些人認為何必太在意課綱或選擇哪一版的教科書,老師能自主教學、補充資料就好。但這些結構真的沒有影響嗎?那麼以巴實際歷史教學是怎麼進行的?

進入歷史課堂

本片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的中小學訪談師生、進行課堂拍攝。她呈現六家學校,各有不同的情境。 在鹿特丹影展映後訪談中,導演提及她憑藉流利的希伯來與阿拉伯語,溝通無礙,而許多教師和學生都出乎意外地對這敏感議題採取開放態度,樂意讓她進入課堂,她也盡量選擇較有自主想法而非照本宣科(絕大多數)的教師為例。拍攝期間最大壓力來自以色列教育部,要求審查拍攝計畫、對象名單,因而需有一定妥協。她在自身立場之外,力求呈現多方觀點,此外拍片也是法國資金,希望透過拉出距離而能夠不流於單向敘事。六所學校切割了篇幅,每段其實背後都有更深的故事可談,讓觀眾覺得只看到片段有點意猶未盡,然而透過其間的對比而非只專注於一兩個個案,其實更能呈現區域的多重樣貌,以及歷史教學的複雜性。(說明:以下筆者討論的排列順序與片中出現順序不同)

首先是一所以色列的國立中學。學生是以色列主流猶太社群的樣貌,對未來悲觀、將巴勒斯坦人想像為一直來爭奪土地的敵人,於是和平無望,有人想移民,有人想要留下來捍衛國家。有反思能力的教師試圖在課堂上透過閱讀以色列「國父」本-古理安在建國前武裝時期的日記,帶領學生思考其下令要不斷「騷擾」阿拉伯人、以及相互殺戮,在當時情勢下是否是道德的?

第二所學校是一所以色列境內阿拉伯村落的中學,學生是阿拉伯裔,教師亦然,但他受制於教育部的監督,無法隨心所欲,但仍堅持要教導學生事實與真相,以及阿拉伯語的重要性。討論到以色列建國史時,他以外面的人跑來建超市卻沒有徵詢當地人為喻,也把那段歷史放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下來看英國與聯合國的角色。以色列慶祝建國日,但卻是巴勒斯坦人的災難日,1948年以60萬猶太人口建國,驅逐80萬阿拉伯人後,這塊土地的人口組成大幅改變,留下的阿拉伯人成為少數民族。

第三所學校是以色列屯墾區的國立宗教學校,全男子的課堂中從教師到學生都是基本教義派的穿著與誦經,但卻也有類似萬聖節的cosplay調劑。屯墾區是1967年以色列擴大佔領土地後,有計劃在各地移民、建立猶太聚落的結果。片中教師帶領學生徒步在附近山區遺址進行校外教學,傳達兩千年前猶太人即生活與此,我們應收回那些土地的訊息,學生也描述身邊都是想把他們土地的阿拉伯人,得以軍事方式將之趕出去。如同一位研究人員指出,宗教在以巴雙方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色列人以宗教為工具,宣稱土地所有權,而巴人則將宗教當成一種失去希望下的庇護。學校教師在訪談時宣稱他試著帶給學生更不單純的世界觀,但實際上此種宗教教義教學能否達到?

第四所學校恰為對比,是位於西岸(West Bank)的一所巴勒斯坦國立男子小學。充滿活力的教師Ziad與學生打成一片,他善用各種手法引導學生思考,包括自由為何?猶太人、以色列人的差異是什麼?他讓學生想像自己被囚禁的感受和應對策略、也讓學生模擬寫信給同年紀的以色列與法國猶太小孩,有些家長不贊同他的教法,然而他堅持想像力很重要,他帶領學生面對佔領時,土地、生命被奪走,但如何在逆境中維持自尊、維持對美好事物的喜愛。

第五所是聯合國設立的巴勒斯坦難民男子小學。女老師Noor是巴勒斯坦人,她說在此教學需要自制,避開國旗、政治等敏感議題,然而她的課堂學生們熱烈討論自由與權利為何,當權利被侵犯時有什麼工具可以自保?學生們流利引述著教材上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在繪畫上呈現無法住進自己國家、如同被囚於牢房的悲哀。

最後一所學校相當特別,是非政府組織設立於以色列境內、混雜猶太與阿拉伯學生的小學,採取希伯來、阿拉伯雙語教學,教室配有兩位背景不同的教師,讓學生能同時接受兩種語言、兩種觀點。阿拉伯裔的女教師Roida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思考,當猶太學生說以色列是「祖國」(homeland)時,她問:我也住在這裡,但以色列是我的祖國嗎?homeland是什麼意義?而所謂「國旗」,上方的大衛星只含括了猶太教,與也居住在「國」內、班上的阿拉伯人有關嗎?語言、文化、節入、食物的差異,以及權利義務,其實在所謂「以色列」境內都有不同的兩條平行線。

有時兩位老師意見相左,學生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的對話,當有學生以及Roida指出語言的不平等:阿拉伯人都會說兩種語言,但猶太人的阿拉伯語都比較差時,猶太裔男老師指出:法律上兩者都是官方語言,這是以色列民主的一面。此時Roida反駁:當我們到銀行時,只能說希伯來語!諷刺的是,一個猶太學生接著說:她媽媽鼓勵她學習阿拉伯語,未來可以去情報單位工作,薪水很好。

混合學校試圖透過尊重兩種語言的使用、雙邊觀點並存、但仍保存自己觀點的方式,來學習如何共同生活。但效果有多少?

不只是課堂的歷史教育

歷史教育不只發生在歷史課堂,更多時候存在於學校生活的各式儀式性活動中,無論是升旗、各式紀念日、表演呈現、校外教學,都在無形中帶領學生朝特定史觀移動。而他們的日常經驗與家族歷史,也與此不斷交織。

例如第四所純巴勒斯坦的小學,學生唱國歌、呼口號、悼念犧牲的烈士。小男孩在樹下向老師訴說目擊自己母親被以色列士兵槍殺的過程,在母親懷中感受到她的死亡,老師念詩來安慰她。

相對地例如納粹大屠殺的紀念是以色列校園非常重要的活動,有許多訴諸情感的呈現。身為屠殺倖存者後代的學生,也背負著家庭的陰影,與伴隨而來加諸他們的「保衛以色列」責任。影片中以色列猶太人的中學生(前述學校1)到波蘭進行校外教學,參觀集中營、學習大屠殺的歷史。對這段歷史的高度強調,將苦難轉化為對以色列的國族認同。一位自由派的以色列研究員批評:國家不斷強調創傷,不斷再生產創傷,把敵人從德國人置換為阿拉伯人,都是「要殺我們」的人,而非思考如何讓此類悲劇不再任何地方上演。教科書中與阿拉伯人心理上截然分離的國族敘述,加上這類強化自身是受害者的論述,讓學生將周邊都想像成敵人、長大後成為對阿拉伯人下手不眨眼的士兵。

不久前知名女演員納塔利波曼(Natali Portman)也有類似的批判,認為以色列過度耽溺在猶太大屠殺史,把自己受害者化,而看不見其他人的苦難。

影片中有一幕非常值得思考:參觀完集中營遺址後,導覽老師帶領學生討論為何如此殘酷的行為會發生?平庸的邪惡下,當時許多德國人認為如果不服從納粹命令就是對國家不忠誠,然而忠誠有限度,當國家要你殺人,是否你別無選擇?此時有個男學生舉手說:以色列軍隊也要軍人殺人阿,這樣推導不太對… 顯然波蘭之旅在學生的內心起了波瀾,不只是國家要導引他們的方向,但又不容易一下子跳出原來的框架。有些更堅定要捍衛猶太人,但至少導演聽到有學生在想:出發前想的是要保家衛國,但旅行後發現或許真正重要的是──身為人的意義是什麼?無論宗教或國族。不斷興築的高牆,也會出現縫隙。

那麼混合學校呢?

關於納粹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間的關聯,兩位教師不同調。阿拉伯裔女老師Roida認為因為此慘劇而讓國際更支持以色列快速建國,男老師則認為即使沒有大屠殺終究也是會建國,沒有必然關連。Roida在訪談中提及教育體系中只有同理大屠殺受害者,卻忽略身邊的鄰人,她在課堂引導學生將大屠殺連結到黑白隔離、種族主義,受苦、逃離、遺忘、回憶等,超越國族的人類苦難。

學校於體育館內舉辦紀念活動,鳴笛兩分鐘。以色列的獨立紀念日,卻是巴勒斯坦人眼中的災難日。從小受以色列教育的Roida回想她有回讀到以人對阿拉伯村莊的大屠殺事件,透過其父親,才赫然明白自己與該村的連結、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從此她不再參與該紀念日活動。當日Roida與一群阿拉伯裔學生留在教室內,學生還敏銳地觀察到:當鳴笛一響,其他人站起來,女老師卻刻意坐下。她選擇以行動表示自己的歷史觀。即使勇於呈現自己的觀點,她覺得在校內還是有所保留,得要經常深呼吸。

學期結束,同學們分道揚鑣,畢業後又回歸到猶太、阿拉伯分離的學校就讀。同時,以巴國族間的衝突也還沒有和緩跡象,戰火依舊在身邊,隔離的高牆持續蔓延。片中這一幕令人心酸:一個猶太男學生說他不知道什麼是和平,「或許像我這樣,17歲,卻忘了和平是什麼,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吧?」

這個問題要如何解?無可避免地,需要先回到歷史更寬廣的思考。

Roida在課堂播放一部動畫影片,片中各種不同文化、種族、宗教的人們,為了爭奪同一塊土地,一個上來殺了前一個人,無限迴圈。每個人都宣稱:’This is my land’。不同文化對如何宣稱’This is my land’之所本也不同:猶太人說這是我的土地,因為上帝賜予我;阿拉伯人則說這是我的土地,因為我的祖先就住在這裡。看著身旁一起長大的同學,或許孩子們會逐漸思考,是否需要繼續堅持某種狹隘、排他的‘This is my land’的史觀?付出遺忘和平為何的代價,值得嗎?或許彼此之間的高牆,就可以出現縫隙。和平,也會有希望。

本文謹能簡述部分內容,影片本身更豐富。關心歷史、歷史教育、以及台灣的未來的朋友們,強力推薦這部難得的歷史教育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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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破曉之聲

破曉之聲

SOUTHEAST ASIAN CINEMA-WHEN THE ROOSTER CROWS

(直譯《東南亞電影-當公雞啼叫時》)

彭仁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倘若我的聲音充滿寂靜

茫茫空缺 宛如一記輕彈

越不過彼岸

矜持的樂音仍將與我同在

教我能再度歌唱

襯著這段悠悠流淌的旁白,影片在老婦美麗滄桑的面孔的特寫中展開,透露著東南亞蜿蜒的歷史生命裡訴不盡的波折與哀愁。

在義大利導演李奧納多‧西聶尼‧隆伯梭 (Leonardo Cinieri Lombroso)的鏡頭前,布蘭恩特‧曼多薩(Brillante Mendoza)、潘-易克‧拉坦那奴昂(Pen-Ek Ratanaruang)、邱金海(Eric Khoo)、嘉林‧諾古禾(Garin Nugroho),四位分別代表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印尼的獨立電影導演,輪番訴說他們與電影相遇的關鍵時刻,及影響他們創作的成長背景。

對菲律賓戒嚴時期的懵懂記憶,天主教主流保守勢力對於性/別議題的箝制,出生地邦板牙的地方語言、文化,老家美軍基地周邊紅燈區的風情,展現為曼多薩作品中具有強烈地方色彩的寫實主義風格。他相信獨立電影的表演、運鏡和拍攝手法,必須貼近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這要求到達極致,甚至曾經讓坎城影展主辦單位誤將他的劇情片歸類為紀錄片而與大獎失之交臂,但他引以為榮。讓電影藝術走進常民生活,是曼多薩的職志。

在泰國軍事獨裁政權高壓統治時期被父母送往英美求學的潘-易克,談到《八又二分之一》如何讓他頓悟:原來電影有如戀愛,而愛上一個人不需要理解或解釋。受到費里尼,伍迪・艾倫等歐美大導的影響,他勇於實驗出人意表的魔幻敘事手法,窺視犯罪、性、死亡等議題。獲得國際大獎之後,潘-易克更加著墨於沒有明確敘事軸線的情緒表達(這點令人想起蔡明亮)。同時,他致力於推動跨亞洲的概念,積極尋求與其他亞洲國家電影人合作。他亦不諱言,知名攝影師杜可風的加入,改變了他對電影影像美學的思考。

帶領新加坡邱金海導演發掘電影世界的,是他酷愛恐怖片的母親。他的第一部長片《麵佬》(Mee Pok Man)就是改編自一部戀屍癖小說,推出後即受邀至各個國際影展,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代言人,從而反身思考何謂新加坡文化?邱的父親是新加坡首富,他的《十二樓》卻以居住在國宅(HDB)的底層人民的生活,諷刺獅城亮麗外表下貧富不均的醜陋,十分耐人尋味。這部片成為首度獲邀參加坎城影展的新加坡電影。不斷尋求突破風格的邱,早年曾經是漫畫家,2011年決定改編日本漫畫家辰巳喜弘的自傳作品《漂流人生》及其他短篇,再度以《辰巳》(Tatsumi)在坎城大放光芒。 壓軸的諾古禾出身自一個爪哇傳統劇團家庭,整個童年浸淫在爪哇皮影戲、音樂和舞蹈交錯的神秘聲影中,也經常假扮成觀眾的小孩,混進戲院看霸王電影。家族成員和他自己都承受了恐怖的政治迫害和暴力,讓諾古禾比前述三位導演更直接採取挑戰國家監控制度的立場。官方曾對他發出威脅:

「如果你堅持自己玩風箏,我們會把你的風箏扯爛。」儘管如此,他還是突破萬難,完成了《詩人》(2000)——第一部批判印尼共產黨,描繪1963年印尼政府對巴布亞原住民抗爭進行大屠殺的電影。然而,諾古禾的電影美學超越了單純的政治批判,把電影拍攝喻為「一場需眾人投入的祭典」的他,將傳統儀式象徵元素融入當代印尼文化、社會、政治課題的思索,創造出夢境般的魔幻寫實語彙。

在獨特創新的美學風格之外,這四位東南亞獨立電影導演的共同特色,是指認並反思多元族群文化共存的實況,不斷挑戰自身所處社會的禁忌議題(如性、政治、宗教信仰、現代化後果),衝撞國家審禁制度對言論自由的箝制,發掘社會底層常民生活被遺忘的故事和豐沛能量。而他們的才華和作品因獲得眾多國際肯認,不僅帶動了東南亞電影新浪潮,賦予他們培植新一代電影工作者的社會資本,也使他們在跟國家專制政權的角力中,獲取不少協商的籌碼,甚至弔詭地成為國家文化外交倚重的對象。

能夠把四位風格殊異的獨立電影導演的側寫,以細膩、詩意的筆觸,淋漓盡致地融會在一部紀錄片當中,須有十足的功力。從劇場演員轉型為紀錄片導演的隆伯梭,成功地將4位導演30部代表作的片段,與豐富的訪談素材,和東南亞當今常民生活的地景,交織成饒富韻味的動人樂章,讓台灣的觀眾彷彿終於聽見從南方鄰家傳來、卻總是被好萊塢狂肆聲響掩蓋的悠悠雞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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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垃圾堆中的夢想

張雯勤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it’s a society on its own, and it has its own hierarchy.”

這是一部很簡樸而又深入、令人感動的紀錄片,它紀錄在東非最大的垃圾場(肯亞 Dandora dumpsite)營生者的生命故事。拍攝者Eriss Khajira本身就是在這個垃圾場長大的一位年輕女性,她樸實毫無炫技的鏡頭影像流洩這個特殊場域的生活世界,交錯地景的灰濛、髒亂,與四位主要報導人日常的憂苦與喜樂;而架構在這個地景與卑微營生者之下的是垃圾場複雜的階序組織,與組織運作的權力衝突和暴力。

影片起始於Eriss純真的夢想──讓自己成為一位影像導演,紀錄她所熟知的成長環境,與在這個極度貧困環境下仍然蘊含的生命力與夢想。拍攝時Eriss已搬離垃圾場,但她視那裏為她和無數拾荒者的根源。拍攝期間Eriss如同一位人類學家每日進出垃圾場,與這個場域不同的拾荒者一起翻撿垃圾、搜尋食物,並訪談他們生活中的點滴。在影片中Eriss的報導人包括Textbook(一位愛好知識,妻子正在待產的年輕人)、The Rapper(以垃圾場的故事編寫饒舌歌,並與垃圾場朋友一起唱跳自己的歌曲)、Goko(一位在垃圾場內養雞和豬的農人,也是一位社運者;他熱情組織垃圾場的營生者,為他們開辦借貸銀行與資源回收工廠,並且幫助他們向政府爭取在垃圾場的工作權益),以及Florence(一位有六個兒女的中年母親,其中一個兒子因與垃圾場的朋友吸毒喪失心神,最後失蹤)。

藉由聆聽(listening)與聲影收錄(recording)Eriss探索這些人的故事,描繪他們的悲苦、歡樂與希望。這些人是Eriss的朋友,他們教她撞球、唱rap,共同分享附近機場運送出來的殘餘食物。影像不時呈現飛揚的垃圾,與在這些垃圾堆中汲汲搜尋資源的營生者,包括人、飛鳥、牲畜。

Dandora垃圾場如同一個巨型的貧民窟,Eriss在影片中呈現出這個環境組織的複雜性、營生者之間的情誼、背叛與暴力問題。影片一開始紀錄幾位不同特質、網絡關係、性別與年齡者的生活,我們看到Textbook小孩誕生所帶來的喜悅、The Rapper的創作緣由與才華、Goko為其組織成員權益的積極營走、Florence面對兒子失業、吸毒的無奈與悲傷;縱使面對貧窮,我們仍然看見勇氣與希望。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Eriss慢慢觸及到自己沒有預料到的黑暗層面──垃圾場組織結構的複雜問題。

看似貧窮如一的營生者實際上屬於不同的組織,彼此之間存在著階序的分野與利益的糾葛;這些層級有大老板(有能力佔奪垃圾資源,聘僱勞工做垃圾資源分類、回收與賣錢)、警衛(受雇於大老板,負責夜間看守資源)和生手(只能在垃圾場翻揀食物者)。雖然一開始Eriss就掌握了這些組織分野,但他們之間的角力與殺戮卻是她所始料未及的。隨著Textbook的死亡(他先殺了人,而後被殺),與相關的流言,Eriss開始懷疑自己所看到、聽到、拍攝到的真實性,面對鏡頭Eriss承認無力處理潛藏在原以為熟悉的環境、人物故事下的黑暗糾結。

這部影片的重點不再於找出貧窮之因與提供有說服力的解決之道,它的可貴在於呈現一個拍攝者本身的探索過程。故事從淺近到深遠的進程不斷交錯個人與環境結構之間拉扯的張力。影片沒有炫麗的拍攝手法,但鏡頭是直接、真誠的;背景配樂穿插rap與傳統歌謠,生動呈現當地生活文化的混合與變動性。影片並沒有一個結局,許多未知與問題仍然待解。但就拍攝者來說,這個投入過程已幫助她完成階段性的夢想,以及繼續追求更大夢想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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